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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的源起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十九世纪早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政治词汇表没有区分国家（state）、人民（people）和民族（nation）的概念。征服扩张了王国疆域，使新的区域及其居民臣服，但这并没有改变民族和国家的规模。新吞并的地区以及英国臣民的海外定居点，仍在英国国家和民族概念之外。它们是议会控制下的皇室财产。民族和人民是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这三个王国的居民。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组成联合王国；1801年爱尔兰加入这个王国。联合王国未曾打算将定居海外的北美公民纳入这个政治体中。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议会和地方政府。威斯敏斯特议会曾试图将新英格兰及新英格兰以南的殖民地纳入其管辖范围，结果引爆了冲突，这场冲突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在《独立宣言》中，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自称其人民（a people）与威斯敏斯特议会所代表的人民（the people）不一样。主张拥有独立权利的各殖民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从而使这个自然地和历史地形成的新民族，拥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政治组织。
即使在北美冲突时，英国自由主义者也同情海外殖民者的建国目标。十九世纪中，大不列颠完全承认定居海外的白人有权建立自治政府。自治领的公民不是不列颠民族的成员。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享有文明人应有的一切权利。没有人试图扩张可以从中选出威斯敏斯特议会成员的领土。如果大英帝国部分地区被授以自治权，那么这部分地方就成为一个有自己宪法的国家。自1801年以来，伦敦议会所代表的公民们拥有的领土一直没有扩大；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还使这些领土缩小了。

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而言，国家（state）、民族（nation）和人民（people）这三个词也是完全等同的。对他们来说，法兰西是历史疆界内的国家（country）。国外的飞地（如教皇所在的阿维尼翁和德意志王公的领地）是根据自然法而非历史疆界，才属于法兰西的一部分，从而需要重新统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在战场上的胜利暂时使人们遗忘了这些观念。但是，1815年后，这些观念恢复了原来的含义。此时，法兰西是维也纳会议确定的疆界内的国家。拿破仑三世将萨伏依（Savoy）和尼斯（Nice）并入法国，这两个地区的居民主要说法语，在萨伏依-皮埃蒙特-撒丁三个国家融合成立的新意大利王国中，他们没有了生存空间。法国人对他们国家的这次扩张并不热情；新地区融入法兰西共同体的过程很缓慢。拿破仑三世想要得到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河左岸的计划，在法国并不受欢迎。法国人不认为瓦隆人、说法语的瑞士人或加拿大人是他们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在法国人眼中，他们是说法语的外国人、很要好的老朋友，但不是法国人。

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与他们不同。前者想要改造的国家是王室之间战争和联姻的产物；它不能被认为是自然存在的实体。为了在君主拥有的分散领土上建立民主政府，去摧毁罗伊斯幼系亲王国（Reuss Junior Branch）的专制统治，这确实是自相矛盾的。这些小王国的臣民并不认为自己是罗伊斯幼系的罗伊斯人或者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Saxe-Weimar-Eisenachians）人，而是德意志人。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自由的绍姆堡-利佩（Schaumburg-Lippe）。他们想要一个自由的德国。意大利的情况也类似。意大利自由主义者是为自由的意大利，而非为自由帕尔玛（Parma）国或自由托斯卡纳（Tuscany）国而战。自由主义一传至德意志和意大利，国家的范围和边界问题就凸显出来。其解决方案看似容易。民族是所有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国家的边界应与语言的界限一致。德国是讲德语的人居住的国家；意大利是使用意大利方言者的领地。历代阴谋家们划定的旧边界注定要消失。因此，只要自由主义成为中欧的政治因素，西方自由主义所阐述的人民自决和人民当政的权利，就很快转变为民族-国家化原则。政治术语开始区分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人民[people]）。某类人民（people）（民族[nation]）是指所有讲同一种惯用语言的人；民族性意味着语言共同体。

根据这些观念，每个民族都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囊括所有民族成员的国家。目标实现之日，即战争永逝之时。王公们彼此相争，是因为他们希望以征服扩大权势和财富。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种动机。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由自然决定。民族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征服不能使一个民族国家更大、更富和更强。民族-国家化原则是国际法的金科玉律，它将给欧洲带来不受干扰的和平。当国王们还在策划战争与征服时，青年德国和青年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为实现新欧洲的这一幸福宪章，已经在联手合作。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加入了革命的合唱团。他们的雄心也得到了自由德国的支持。德国诗人歌颂波兰和匈牙利争取独立的斗争。

但是，在某一重要方面，波兰人和马札尔人的雄心与德国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大不相同。前者的目标是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古老历史疆界内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并不向往一个自由化的新欧洲，而是回望他们本族历史学家与作家所描绘的本族常胜君王与征服者光荣的往昔。对波兰人来说，波兰包括波兰国王和豪强（magnate）曾经征服过的所有国家；对于马札尔人来说，匈牙利包括圣·斯蒂芬（Saint Stephen）的继任者在中世纪统治过的所有国家。这些地方许多人说着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之外的语言，这不是问题。波兰人和马札尔人口头上附和民族-国家化原则和自决原则；这种态度让西方自由主义者同情他们的独立纲领。然而，他们所计划的并不是解放，而是压迫其他语言族群。

捷克人也一样。诚然，早期捷克独立运动的某些支持者提议以语言为界限分治波西米亚。但是，他们的同胞很快就迫使他们闭嘴。对那些同胞而言，捷克人的自决运动就是压迫数百万非捷克人的同义词。

民族-国家化原则源于自由主义的自决原则。但是，波兰人、捷克人和马札尔人以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取代了这一民主原则，这种民族主义旨在支配讲其他语言的民族。很快，德国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语言族群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把现代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归因于人类的邪恶，这是错误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天生具有侵略性；民族主义的观念使他们变得有侵略性。他们面临传统的自决原则的支持者未曾知晓的情形。除了侵略性民族主义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之外，他们的国家控制主义偏见使他们找不到其他办法，而这些问题他们又不得不去面对。

西方自由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的是，大片的领土上居住讲不同语言的人。在西欧，这一重要事实曾经可以忽略，但是在东欧却不能视而不见。在一个不同语言族群难解难分地混杂居住的地方，民族-国家化原则无法起作用。在这里，划不出清晰区隔不同语言族群的界限。每一种领土划分方案都必然使少数人处于异族统治之下。

由于语言族群结构的易变性，这一问题变得尤为致命。人们不会必然待在出生的地方。他们总是从人口相对过剩地区迁移到人口相对不足地区。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的剧烈变化，移民倾向增强到前无古人的程度。亿万人从农业区迁人矿业、贸易和工业中心，从土壤贫瘠的国家迁到农业条件更有利的国家。这些移民运动使少数民族转为多数，反之亦然。移民运动将外来少数民族带入此前语言单一的国家。

民族-国家化原则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每个人都毕生讲着儿时习自父母的语言。这也是错误的。人们在一生当中可以改换语言；人们能够日常惯用非父辈的语言。语言同化并非总是个体生活环境的自发结果。它不仅是环境和文化因素造成的，政府也能通过强迫手段促进甚至实现语言同化。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然的公正的边界划分标准，这是一种错觉。在某种情形下，国家能够影响其公民的语言特质。

强制实现去民族化和同化的主要工具是教育。西欧发展出一套义务公共教育体系。它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项成就传入东欧。但是，在语言混杂之地，它变成决心改变其臣民之语言归属的政府手中极其可怕的武器。倡导公共教育的英国慈善家和教育工作者，预料不到这种制度激起的仇怨与愤恨，会翻起何等汹涌的怒涛。

但是，学校并非语言压迫和暴政的唯一工具。国家控制主义将千百种语言压迫武器交到国家手中。在国家控制主义之下，行政自由裁量权对每个案件都有特殊优先权。能够和必须由行政自由裁量权决策的每一种政府行为，都能被用以实现政府的政治目标。人数处于劣势的语言族群成员被当做敌人或不法分子一样对待。这些人申请不到各种许可证、外汇管制下的外汇、配额制度下的进口许可。他们的商店和工厂、会馆、校舍和议事厅被警方关闭，因为据称他们不遵守建筑守则或防火条例。他们的子嗣不知怎的就是无法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族群的狂热分子组成的暴力团伙攻击时，他们的财产、人身和生命得不到保护。他们甚至无法自卫：他们无法获得武器许可证。他们总是被税务人员发现他们欠国库的钱远多于其依法申报的纳税数额。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国际联盟以国际法和国际法庭保护少数群体的努力为何注定会失败。法律无法保护任何人不受出于所谓经济私利（economic expediency）的措施之伤害。在有不同语言族群居住的国家，政府对实业的所有干预，都被用以伤害贱民。关税、税收、外汇管制、补贴、劳工立法等诸如此类事务，都可能用以歧视语言少数族群，即便法律程序无法证明这一点。政府总是能够将它们解释为纯粹出于经济考虑而采取的口头措施。有了这类措施的“帮助”，在没有正式违背法律平等的情况下，不受欢迎者的生活也会变得无法忍受。在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不存在人们可用以对抗恶意政府的法律保护。政府对实业的每一次干预，都会成为针对受迫害的语言族群的民族战争。随着国家控制主义的发展，不同语言族群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激烈和不可调和。

因此，在中欧和东欧，西方政治术语的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区分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人们像所有其他国家控制主义者那样崇拜国家。但是，他们崇拜的是好的国家，亦即他们自己所属语言族群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国家就是上帝。在他们看来，其所属语言族群未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国家都是魔鬼。他们的“同胞”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讲本族语言的人——如德国人所说，所有“民族同胞（Volksgenossen）”——而与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关；他们的“同胞”这一概念，不包括居住在本国，但“碰巧”讲其他语言的人。这些人是敌人，是野蛮人。生活在外国枷锁下的民族同胞必须获得解放。他们是“沦陷于异族统治之人（Irredenta）”，是有待挽救的人民。

只要能让救赎日早日到来，一切手段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公正的。如果能为民族统一运动（Irredentism）服务，那么欺诈、残暴攻击和谋杀都是高尚的美德。解放民族同胞的战争是正义之战。自己所属语言族群之伟大，自己所属的代表正确和真理的国家之荣耀，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只需为一件事着想——他们自己所属的语言族群，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社群，即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nostr-01.yakihon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