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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保护主义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1871年建立于凡尔赛宫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只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的经济也非常繁荣，尽管1873年发生了大萧条。在与外国产品的竞争中，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德国工业企业都极为成功。一些抱怨者发现了德国制造业的缺陷；他们说，德国产品便宜但是质量不行。但外国对这些廉价商品有巨大的需求。大众更看重价廉，而不是质优。无论是谁，想增加销量就得降价。
在乐观的1870年代，每个人都坚信欧洲正处于和平与繁荣的前夜。不会再有战争；贸易壁垒注定会消失；人们更渴望建设和生产，而不是彼此毁灭和杀戮。当然，有远见的人不会忽视这一事实：欧洲文化的优越性会慢慢消失。海外国家的自然条件更有利于生产。资本主义即将开发落后国家的资源。有些生产门类会经不起新开辟地区的竞争。欧洲的农业生产和采矿业会衰落；欧洲将通过出口工业制成品来购买农矿产品。但是人们并不担心。国际分工的加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场灾难，相反，会提供更丰富的供给。自由贸易必然会使所有民族都更加繁荣。
德国自由主义者拥护自由贸易、金本位和国内商业自由。德国制造业不需要任何贸易保护。它成功地席卷了世界市场。提出“新兴产业保护论”（infant-industry argument）毫无意义，德国工业羽翼已丰。
当然，仍有许多国家急于惩罚进口。然而，从李嘉图（Ricardo）的自由贸易论得出推论是无可辩驳的。即使所有国家都坚持贸易保护，自由贸易还是最符合每个民族的利益。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贸易，不是为外国人着想，而是在为自己国家着想。大不列颠和一些更小的国家——如瑞士——树立了伟大的榜样。这些国家在自由贸易方面做得很好。德国应该采用他们的政策吗？还是应仿效俄国这样半野蛮的国家？
但德国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个决定是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现代德国的保护主义牵涉了许多流行的错误。
首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一切义理与现代德国的保护主义都毫无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李斯特并不支持对农产品征收关税。他要求保护新兴产业。他这样做时，低估了当时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即使在那时候——1840年代初——德国工业生产也已经远远强于李斯特的估计。三四十年后，德国工业已经在欧洲独占鳌头，并且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非常成功。李斯特的学说在东欧和拉丁美洲保护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保护主义的德国支持者没有理由援引李斯特。李斯特并非无条件地反对自由贸易；他只主张在过渡时期保护制造业，他也从未提出保护农业。李斯特强烈反对过去65年来德国外贸政策的趋势。
现代德国保护主义有代表性文艺先驱（literary champion）是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其义理要点是：所有食物和原料生产过剩的国家都渴望发展国内制造业并禁止外国制造业进入；世界朝每个民族都在朝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方向前进。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那些国内食物和原料不足以使人民饱暖的民族，会面临什么命运？他们注定要挨饿。
阿道夫·瓦格纳的脑子不灵光（not a keen mind）。他是个差劲的经济学家。他的同党（partisans）也同样如此。但他们还不至于愚钝到不承认，贸易保护并非对付他们所描述的危险的灵丹妙药。他们建议的补救办法是征服更多空间——战争。他们要求保护德国农业，目的是为了鼓励在本国贫瘠的土地上生产，因为他们希望让德国不依赖外国供应的粮食，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在他们眼中，食物进口税只是短期药方，一种过渡时期的手段。终极药方是战争和征服。
然而，如果认为好战的倾向是德国推行保护主义的动机，那就错了。瓦格纳、施莫勒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讲座和研讨会上长期宣扬对外征服是德国的福音。但在90年代末以前，他们不敢将这种宣传变成白纸黑字。此外，考虑到战时经济，也只能说明保护农业有其合理性；这种理由不适用于保护加工业。在为保护德国工业生产的辩护中，军事战备论也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
对工业成品征收关税的主要动机是社会福利政策。亲劳工的政策抬高了国内生产成本，有必要以关税保护来保障亲劳工政策的短期效果。为了摆脱要么降低货币工资，要么限制出口和增加失业的两难境地，必须将国内价格提高到世界市场水平之上。社会福利政策的每一次进展，罢工的每一次成功，都恶化了德国企业的不利处境，使它们更难在国内外市场上超越外国竞争者。备受推崇的社会福利政策只有在关税庇护下的经济体中才有可能推行。
因此，德国发展出其特有的卡特尔体系。这些卡特尔向国内消费者索取高价，在国外则廉价倾销。工人从劳动立法和工会立法中获得的好处被更高的价格榨干了。政府和工会领袖吹嘘道，他们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工人们得到了更高的货币工资。但实际工资的增长，并没有超过劳动的边际产出率。
然而，只有少数观察家看穿了这一切。有些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工业保护主义是捍卫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会主义成果的一种措施。他们主张社会保护主义（den sozialen Schutzzoll）。他们没有认识到，整个过程证明强迫政府和工会去干预劳动条件是徒劳的。大部分舆论根本不怀疑社会福利政策和贸易保护密切相关。他们的意见是，卡特尔化和垄断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许多灾难性后果之一。他们强烈控诉资本家的贪婪。马克思主义者将它解释为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集中。他们有意忽略如下事实：卡特尔化和垄断并不是资本主义自由演变的结果，而是政府干预、关税以及政府直接强制的结果——政府直接强制主要体现在某些产业，例如化肥和煤炭业中。有些糊涂（less shrewd）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在自相矛盾的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同时支持自由贸易和更加激进的亲劳工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十年里，德国在亲劳工政策方面压倒了所有欧洲国家，因为它首先沉溺于保护主义，随后又沉迷于卡特尔化。
后来，在1929年大萧条过程中及随后几年里，由于工会不接受降低繁荣时期的工资率，失业率显著上升，相对温和的关税保护主义变成了过度保护政策——配额制、货币贬值和外汇管制。当时，德国的亲劳工政策不再领先；其他国家超过了德国。大不列颠——曾经的自由贸易领头羊——采纳了德国的社会保护理念。所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最新的过度保护主义，是当代社会福利政策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近六十年来，德国在欧洲树立了社会福利政策和保护主义的榜样。但不是只有德国卷入了这些问题。
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国内资源贫乏。它们人口相对过剩。它们的处境实际上非常不幸，正在走向闭关自守、移民壁垒和征没外国资本。隔绝，对它们来说意味着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外资产的消失，大不列颠的处境将类似于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也同样如此。也许法国情况会好些，因为一直以来，法国的出生率都很低。但甚至是更小的东欧农业主导型国家，处境也很严峻。它们拿什么来支付棉花、咖啡、各种矿产等等的进口？它们的土地比加拿大和美国小麦带贫瘠得多；它们的土地的产品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因此，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德国问题；它是一个欧洲问题。只有当它到了这么一种程度——德国人试图徒劳地以战争和征服来解决它时，才是一个德国问题。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